读徐渭三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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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徐渭书法的谈论许多，有的令人信服，有的令人半信半疑，有的令人难以苟同。本文拈出其间三条，说说自己的观点。
“书榜首，诗次之，文次之，画又次之”，这是徐渭的自评。我以为，自评实际上并不一定牢靠。自评往往带有个人的成见，或许还有目的。好像齐白石自评说“诗榜首”，“画最次之”。一些人就觉得白叟似有“欲取姑予”之嫌。本年是2015年，徐渭死于1593年，两数一减，徐渭离世现已422年。这422年的前史对徐渭的归纳点评是画榜首，诗文次之，书法居其末。徐渭的书法在其时的明代甚至上不了台面。前史实际与徐渭自评正好相反。
明代是我国书法的老练期，台阁体的呈现，正是老练的表征。明代书法，对我国整个书法史而言，决不能小觑。明初有三宋二沈，即宋克、宋璲、宋广、沈度、沈粲。沈度乃台阁体之祖，被明成祖称为“我朝王羲之”。明中期则有李东阳、吴宽、沈周、王宠，还有台甫卓著的祝允明、文徵明。晚明则有邢侗、张瑞图、董其昌、米万钟、黄道周、倪元璐、王铎、傅山等。明代书法衮衮诸公，是一座座书法顶峰。单就书法论，徐渭在这些顶峰面前，没有方位。
但，前史也能够改写。在当下特定的“现代书法家”的提拔下，徐渭的书法正在从头谈论，从头发现。现在的我国书法史徐渭的位置在显着上升。
徐渭的书法，首要是草书。他的草书有很显着的个人心里情感的发泄，翰墨恣肆，满纸狼藉，不计工拙，一切的才思、悲愤、苦闷郁结都隐含在歪曲的笔画之中了。他的书法，有激烈的特性，显着与有明三百年正大气候的干流书法拉开了间隔。徐渭说：“高书不入俗眼，入俗眼者非高书。然此言亦可与知者道，难与俗人言也。”这句话，与其说他“自傲”，不如说他“丢失”。
徐渭是一个文武双全、鹤立鸡群的人，年代的歪曲使他从天才演变成怪才。从他的书法看，他有很好的笔法技术，从他的书论看，有很高的见地，但他留下的书迹，最大的缺陷是行笔失控，规矩无序，狂放不羁。能够精确的看出，徐渭不愿受法度的束缚。但，法者，束缚也。书法、法书，本不应脱离法度的束缚和束缚。
也有人以为，从徐渭的自评来看，阐明他是个明白人。他把成果最低的书法，说成是“榜首”，成果最高的绘画，他却说是最次。从这儿，咱们看出了他的狡黠。也便是说，徐渭的“吾书榜首”，正阐明徐渭对自己书法的不自傲。他的自评，应该契合徐渭的性格特征。这一说法，可供谈论。
其二：“文长喜作书，笔意豪放如其诗，苍劲中姿媚跃出。余不能书，而谬谓文长书决当在王雅宜、文征仲之上。不管书法，而论书神：先生者，诚八法之散圣，字林之侠客也。”
徐渭身后20年，“公安派”领袖人物袁宏道到绍兴探望友人陶望龄，晚间少睡意，无意中翻到一本徐渭的诗文稿，读了几篇，不由赞不绝口，惊问此人是今人?仍是古人?竟拉起陶望龄一同今夜阅之，“读复叫，叫复读”，致使把童仆吵醒。然后袁宏道竭尽全力地网罗徐渭的文稿，研讨徐渭，大力宣传徐渭。袁宏道还写下我国古代文学史上闻名的人物小传《徐文长传》。
《徐文长传》首要评的是徐渭的诗文，偶及书法;评徐渭的书法便是上面这一段评语。对我来说，拜读这段评语，使我惊叹的不是徐渭的书法，而是袁宏道令人震惊的文笔。袁宏道坦承自己“不能书”，他谦善地自称他的谈论只能是“谬谓”(直译为“过错地以为”)，但他涉笔一点，就把徐渭的书法提高到明代大书法家王宠、文徵明之上。袁宏道知道有人会提出异议，他却已声明在先：他论的是“书神”，不是“书法”。说到“书神”的高度，这官司就无法打了。接下去他又说徐渭是“八法之散圣，字林之侠客”，更是令人摸不着头脑。何谓“散圣”?何谓“侠客”?几品几级?规范安在?只要请咱们这些“后之览者”各自发挥幻想了。我的了解，袁宏道的“散圣侠客”其实是指出了徐渭书法的“特殊”，但他是以必定、赞许的口吻指出的。经袁宏道这样一说，令多少人在不行捉摸的“散圣”、“侠客”前佩服得五体投地!整段评语仅有能执行的是“笔意豪放如其诗，苍劲中姿媚跃出”，但这一句谈论，评的其实是徐渭的诗。
袁宏道是性情中人，热情满怀。他以他的慧眼和文笔，写下了闻名的《徐文长传》，使徐渭身后复生，确立了徐渭的前史位置，造就了徐渭400年的光辉。假设没有袁宏道，或许我国前史会遗忘了这位影响共同的大画家。徐渭郁闷终身，有袁宏道这篇《徐文长传》，能够瞑目矣。但其间袁宏道的这段书法谈论，实在是写得任意浩瀚，不着边际，显着有爱屋及乌之感。借用米芾的话来说，应该是归于“援引迂远，比况奇巧”之类的谈论。
其三：“陶望龄作渭小传，载渭尝自言书榜首，诗二，文三、画四。今其书画撒播者，逸气纵横，片楮尺缣，人以为宝。其诗欲收支李白、李贺之间，而才高识僻，流为魔趣。选言失雅，纤佻居多，譬之急管么弦，凄清幽渺，足以感荡心灵，而揆以中声，终为别调。观袁宏道之激赏，知其臭味所近矣。其文则源出苏轼，颇胜其诗，故唐顺之、茅坤诸人皆相推挹。中多代胡宗宪之作，《进白鹿》前后二表，尤世所艳称，其《代宗宪谢严嵩启》云：‘俗人有疾痛疴痒，必求免於六合爸爸妈妈，然六合能覆载之，而不能起於颠挤;爸爸妈妈能保全之，而未必如斯勉强。伏惟兼德，无可并名。名且不能，报何为计?’如此。虽身居幕府，指纵惟人，然使申谢朝廷，更作何语。录之於集，岂止白圭之玷乎?盖渭本俊才，又受业於季本，传姚江纵恣之派。(案：渭师季本，见《明史·文苑传》)不幸而学识未充，声名太早，一为权贵所知，遂侈然不复检点，及乎时移事易，侘傺穷愁，自知决不见用於时，益愤慨无聊，夸夸其言，不复问古人法度为何物，故其诗遂为公安一派之先鞭，而其文亦为金人瑞等滥觞之始。苏轼曰：非才之难，处才之难，谅矣。渭所著有《文长集》、《阙篇》、《樱桃馆集》三种，锺瑞先合刻之，以成此集。又有商濬所刻，题曰《徐文长三集》者，亦即此本，前有陶望龄、袁宏道所作二传。宏道以为一扫近代芜秽之习，其言过分。望龄以为文长负才性，惟不能谨防节目，迹其初终，盖有处士之气，其诗与文亦然，虽不免瑕类，咸成其为文长罢了，是则平心之论也。”
以上这一评，是清代纪晓岚在《四库全书总目概要·徐文长集》写的一段话。纪晓岚写得不激不厉，心气平缓。
纪晓岚对徐渭书画欣赏有加。他说：“今其书画撒播者，逸气纵横，片楮尺缣，人以为宝。”“逸气纵横”，是纪晓岚对徐渭书法的中心点评，纪晓岚行文斟字酌句，必定掂量过这四个字的份量。
对徐渭的诗，纪晓岚以为以徐渭之才，本应“收支李白、李贺之间”，但徐渭“才高识僻，流为魔趣”。高评之后，继之以全面否定。其间“揆以中声，终为别调”这八字，说得最为切中要害。纪晓岚说的是诗，用于评徐渭的书法，也是合适的。便是说，徐渭的著作，与文化传统、干流社会的要求相较，简直是各走各路。
对徐渭的文，特别指出“《进白鹿》前后二表，尤世所艳称”;而其《代宗宪谢严嵩启》(这是严嵩81岁生日时，胡宗宪要徐渭代写的贺信)，纪晓岚则以为吹捧过甚。作为师爷，虽然是情不自禁，但写严嵩写到这个高度，今后皇上做生日，又怎么着笔?
论及徐渭终身的崎岖，纪晓岚借用苏东坡的话说：“非才之难，处才之难”。一个人有才干还不是最难的，最难的是有了才干之后，能得到社会的接收和认可，个人又能凭仗各种机会取得恰如其分的发挥。想必纪晓岚对“处才之难”有许多的慨叹，所以对徐渭不乏了解和宽恕，千言万语，尽在这“谅矣”两字之中矣。
徐渭少年时天才洒脱，“六岁受《大学》，日诵千余言”; 九岁便能作文，“书一授数百字，不再目，立诵师听”;十多岁时仿扬雄的《解嘲》作《释毁》，轰动了全城。当地的绅士们称赞他为神童，把他比作刘晏、杨修;二十三岁时他与越中名士姚海樵、沈炼等人相往来，被列为“越中十子”之一。但他二十岁成为生员后，接下来的科举应试却八次不中，“再试有司，皆以不合规寸，摈斥于时”，深受冲击。
纪晓岚是体系中人，他不行能去批判社会，他指出的是徐渭本身的职责：“不幸而学识未充，声名太早，一为权贵所知，遂侈然不复检点，及乎时移事易，侘傺穷愁，自知决不见用於时，益愤慨无聊，夸夸其言，不复问古人法度为何物。”
“不复问古人法度为何物”，是纪晓岚对徐渭处世(包含从艺)情绪的批判。徐渭的书法，无视传统、无视法度的确是一大硬伤。现在不少人在学习徐渭书法，学的实际上的意思便是他的无视传统和无视法度，是对是错，咱们静待前史来答复。
纪晓岚并不彻底认同袁宏道对徐渭的谈论。说袁宏道与徐渭“臭味所近”，故有过火之嫌;袁宏道说徐渭的文章“一扫近代芜秽之习”，纪晓岚也以为“其言过分”。
纪晓岚的谈论最后又捎带着说到了陶望龄对徐渭的谈论。以为陶望龄的谈论是“平心之论”。陶望龄以为徐渭一是“负才性”;二是“不能谨防节目”(我的了解是说徐渭终身中要害的几步没有走好);三是徐渭的书画诗文皆有“处士之气”。所谓“处士之气”，意即站在统治集团的对立面。纪晓岚以为一切徐渭的不足之处，都是由文长的特性决议的，这便是徐文长之所以成为徐文长的原因。
